绞刑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据认识伍兹的美军士兵回忆，这个大名鼎鼎的“刽子手”相貌平平，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而且，伍兹从来都是不修边幅的形象：军服邋遢不堪，裤子从不熨烫，“夹克衫看起来就好像被他穿着睡觉好几周都没有脱下”，皱巴巴的军帽也从来都不戴正。

  一个叫奥博迈耶的年轻士兵评价伍兹：“藐视一切规则，从不擦皮鞋，也从不刮胡子。”

  在纽伦堡审判之前，伍兹已经干了15年的绞刑师，在他手中被绞死的多达347人。这些人中，有些是被指控谋杀等罪名的美军士兵，有些是杀死盟军跳伞飞行员的德国人，还有些犯了其他战争罪行的德国人。

  这并不是一个人人都愿意干的工作，所以伍兹就算以最邋遢的形象出现，也没有一点上级批评他。尤其是纽伦堡审判之后，所有人都知道，他将要绞死那些被判死刑的战犯。

  线个人，希特勒的副手马丁·鲍曼缺席审判，因为就在战争结束前的几天，他逃离了柏林，彻底失踪了。

  第二个没有上绞刑架的，就是赫尔曼·戈林。这位纳粹德国政权的二号人物，曾出任空军总司令等多个重要职务，纽伦堡审判认为他“没有一点酌情余地”。

  负责与受审战犯进行交谈的监狱精神科医生G·M·吉尔伯特回忆说，当戈林得知审判结果之后，返回牢房时“面孔苍白而冷酷，两眼突出”。吉尔伯特之后的报告数据显示，面对绞刑这个处决方式，戈林试图表现的毫不在乎，但是他双手颤抖，眼中含着泪光，“他一直在大声喘气，努力避免情绪上的崩溃。”

  就在行刑前不久，戈林服下了一粒氰化物药丸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后来，他的妻子埃米·戈林声称，戈林只打算在“枪决申请被拒绝的情况下”，才使用氰化物药丸的。

  实际上，戈林确实多次表达了这个意愿，他想要维护最后的尊严，希望自己被拉出去枪毙，以一个士兵的方式死去。参与此次审判报道的美国军人哈罗德·伯森回忆说：“在他（戈林）看来，对一个士兵来说，绞刑是最恶劣的事了。”

  同样被判处绞刑的弗里茨·绍克尔，冲锋队和党卫军将军、劳工事务全权负责人，也在得知审判结果之后抗议：“至少我不应该被绞死。死刑没问题，但绞刑——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。”

  与此同时，德国陆军元帅威廉·凯尔特，以及陆军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·约德尔，也因为绞刑提出抗议，他们和戈林一样，希望能执行枪决。就连被判终身监禁的海军元帅埃里希·雷德尔，也提出请求，希望“将这一判决改成枪决，以示仁慈”。

  关于这一点，有必要解释一下。在欧洲的死刑史上，有过诸多的处决方式，绞刑就是这里面最著名的。重点是，传统上的绞刑，针对的都是小偷、强盗，以及后来的海盗——不仅相对来说更加痛苦，而且很具有“侮辱性”。

  历史上，欧洲比较有尊严的处决方式，是斩首。研究者认为，斩首最初来源于欧洲军队，就是针对士兵的刑罚。世俗审判中能获得斩首判决的人不多，往往都是非常有地位的死刑犯——因为斩首是“有尊严”的处决方式。

  后来，斩首就演变成了枪决，同样属于有尊严的处刑方式。所以，包括戈林在内的战犯们，从内心中认为绞刑是对他们的侮辱，枪决才符合他们军人的身份。

  赫尔曼·戈林眼看争取不到枪决，提前服用了氰化物。至于他是因为恐惧，还是为了争取最后的尊严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

  约翰·C·伍兹将要执行绞刑的地方，在纽伦堡的体院馆里。执行绞刑的日期是1946年10月16日凌晨，体育馆内已经搭建了三个木制的绞刑架，涂上了黑色的油漆。这三个绞刑架并不是同时使用，其中两个轮流使用，第三个作为备用——一旦前两个有问题，就使用这个。

  绞刑架有15级台阶，当伍兹把绳索套在一个犯人的脖子上之后，拉动机关他就会掉下去。绞刑架底部的三面都被木板挡住，另一面挂上了深色的帆布帘子，所以当犯人掉下来做最后的挣扎时，没有人能看到这一个场景。另外，每次绞刑都会换一根新绳子。

  第一个被执行绞刑的，是约阿希姆·冯·里宾特洛甫，他是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，促成了德意日三国同盟，并且直接参与了闪击波兰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。

  在被送到绞刑架上之后，里宾特洛甫对着体育场中的数十名见证者说：“愿上帝保佑德国……我的遗愿是德国能够统一，东西方能够达成谅解，我愿世界和平。”说完，伍兹就给他套上了黑色头套，调整了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，然后拉动了机关。

  两分钟之后，里宾特洛甫还没有从绳索上放下来，陆军元帅威廉·凯尔特就被送上了另一座绞刑台。作为军人，凯尔特从始至终保持着镇静，当伍兹把绳索套在他脖子上时，他还声音洪亮地进行了一番演讲。

  此时，行刑过程有了短暂的停顿，代表盟国管制委员会出席此次行刑的美国将军，表示体育馆内见证行刑的大约30人可以抽烟了。于是，大家几乎都点燃了香烟。此时，两名医生——一名来自美国，一名来自苏联，一起钻到布帘子后面，确认里宾特洛甫和凯尔特确实已经死亡。

  之后，伍兹才走上绞刑架，割断绳子，再换上新的。有人早就准备好担架，立刻把尸体抬走，暂时安放在体育馆一角用黑色布帘隔开的地方。

  第三个被带上来的，是奥地利党卫队领袖、第二任德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恩斯特·卡尔滕布鲁纳。和前两位不同，当伍兹把绳索套在他的脖子上时，卡尔滕布鲁纳依然告诉众人，他不认同对自己的审判结果，他对于被指控的罪行一无所知。

  之后是阿尔弗雷德·罗森堡，他没有一点演讲，也没有留下任何遗言。此后，就是短暂的休息，重复刚才的检查过程。

  下一个被带上来的是汉斯·法郎克，他是纳粹波兰占领区的总督，和其他人都不一样的是，法郎克早就表示：“我罪有应得，而且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天。”他还在关押期间皈依了罗马天主教，成为了这些纳粹战犯中，唯一微笑着走进体育场的人。

  凌晨2点12分，纳粹《先锋报》主编尤里乌斯·施特莱歇尔被送上了绞刑架。他似乎比任何人都要顽固，当执行者问他的姓名时，施特莱歇尔还大声呼喊着希特勒。

  伍兹拉动机关时，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。和别人不同，施特莱歇尔双脚扑腾着掉了下去，观察员们看到绳子拉直后产生了剧烈的晃动，而且人类能听到声。伍兹从绞刑台走下去，进入那个被遮挡的黑色帘子里——突然间，声就停止了，绳子也不晃了。有人猜测，伍兹当时拉住了施特莱歇尔的双腿，使劲往下拽，让他窒息而死了。

  后来，伍兹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：“我在纽伦堡绞死了这10个纳粹分子，对此我感到自豪……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，那个叫戈林的家伙从我手上逃掉了，我原本打算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来对付他……”

  虽然后来也有人提出质疑，认为伍兹在执行绞刑时，可能“出了一点错”，没有套好绳索，让其中几人“慢慢窒息而死”——但伍兹对此并没有太多的回应，他只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而已。

  关于伍兹最后的结局，他曾经很严肃地说：“这种死法很干净，没有痛苦，而且非常传统。绞刑师在老了以后把自己吊死是一项传统。”